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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只靠塑像纪念文化名人
文化名人确实更值得我们纪念，但不必特地以塑像和安放骨灰的形式来进行尤其是在地坛这一重要而特殊的地点。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自古就有祭祀的传统，其中以祭天地日月南北四方最受重视。人们对于自然万物的崇拜与皇权紧密结合在一起，逐渐成为帝制时代的一种重要的行为、制度与传统。始建于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的北京地坛，就是一座明清两朝祭祀“皇地祇神”的场所，现在也成为了一座接待万千游人的著名公园。
在这样的场地安放一位当代作家的骨灰、为之塑像，显然是不妥的，这不仅关乎史铁生家人和读者的想法，也关系到文物保护、园林规划、文学创作与文化批评和城市规划与建设间关系等方面的议题。而且，如果这样的提议获准通过，势必会引来一大批人关于要在公共空间建放名人雕像的要求，而所谓“名人”的确立标准又本来就不明确：为什么地坛能安放一位作家的骨灰，故宫就不能塑几位文物学者的雕像呢？
对于文化的尊重，我们完全无需类似的简单纪念方式来完成。作家是靠作品来说话的，没有作品也就不成其为作家；真正懂得一个作家的读者，只会在他的作品当中寻找他、理解他、纪念他，根本没有必要对着一个新塑的偶像去观摩崇拜。那些呼吁地坛“接收”史铁生的读者们，显然也没有深刻地读懂史铁生的文字，在《我与地坛》的末尾，史铁生写道：“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正是文字中的荒凉感与虚无感成就了史铁生与地坛的情缘，就算史铁生自己，也恐怕绝对不会在乎身后是否会被安葬于此的。
根据媒体的报道，史铁生的家人似乎对其骨灰是否能安葬在地坛有着矛盾的心情。史铁生遗孀陈希米表示对丈夫安葬一事并未过多过问与管理，曾想过在北京西北方向的一个有山有水有树的地方安葬他，但考虑到地方太偏僻了，就没有继续办。在近日出版的《让“死”活下去》中，陈希米则这样述说：“一个念头又一次油然升起：我想把你的骨灰埋在地坛。没有碑，也没有墓志铭，没有痕迹，也不要什么人知道。……不，我们说好的，我们不要墓地。你说过的，只要想到你，无论在何处，就都是你的墓地，你就在那儿，在每一处，在我们想你的地方。”逝者已矣，家人心情如斯，十分可以理解。
在提倡薄葬的现代文明社会，我们当然主张纪念逝者不必拘泥形式，对文化名人更是如此。佛教领袖、学者赵朴初先生在自己九十高龄之时，曾写过一件遗嘱，后附一偈：“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这种超越了生死、聚散、成败、荣辱的生命观才是更加值得我们体悟和纪念的，读书人、文化人，应该具备这样的理解力。
